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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毛父簋歷日考证曁相关实际蠡测

正如汉儒所说,太保、毕、毛称公,则三公矣。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领之。汉儒以毕公为太师,从师毛父簋看,则毛公为太师矣。因《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师、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汉儒又曲解成“此篇以召公为先者,三公命数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贤者,任之重者则在前耳。”实际是毛公是文王孙辈,太保奭、毕公高皆文王子辈。周人重尊尊亲亲,故毛公虽以太师之重,王族之亲居三公末位。

  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传给自己的儿子。武王自知命不久,亦知成王尚幼,不堪大任,则有心谋划社稷传于母弟叔旦、聃季,是符合殷商传位制度的。

隹(唯)五月辰在丁亥,帝司,赏{上商下贝}庚姬贝卅朋,延丝廿孚。商邑用乍(作)文辟日丁宝尊彝。北(邶)子捋(录)。

西周王年所称月份实际是冬至日起算的,不是冬至日所在阴历月之朔日起算的。西周时期历法是阴阳合历,周之王年就是太阳历,以太阳回归年为一年终始。月分起始当是以冬至为月分起始点,类似夏正是以立春日为月分起始。如现行的农历(夏历)是以立春日起算为寅月,前一日皆归于丑月。周人以冬至日为年之始,则以冬至日始方操作数月也是符合逻辑的。冬至日之前一日实归于亥月。以子丑寅卯等序数名月,即周王年之一二三四诸月。百代皆用夏术,“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天皇伏羲氏有垂训:“厉起甲寅。”夏商周历法皆同,只是年之始日不同,故造成月建的不同。周正建子应该没异议的,西周铜铭历日皆用周正。以张培瑜先生《朔望史历表》为例,他是以太阴月之朔日划分月份的,以该表用来推溯比对文献和铜铭历日就会有所偏差,一般差一个月。

  古代陪嫁的多是侄女或妹妹。据说当年的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大女儿娥皇是舜的正妻,而二女儿女英则是媵。《诗经》有《鹊巢》篇,为召南第一篇。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鹊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来嫁于周,与媵俱来,诗人美之。”

以先秦女性以夫家国名加娘家姓命名方式看,哲以为庚姬或为周武王之次女。世人周知,武王长女大姬嫁于陈胡公。以武王五十四岁去世,嫡长子成王方十三岁推断,姬诵前有两个及笄的姐姐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又本铭后有“作文辟日丁宝尊彝”,显然此铭是武庚为武王之女庚姬特制尊卣,表达了愿意臣服于周的忠心。存世同名器中有庚姬鬲,铭文:“庚姬乍弔(叔)娊尊鬲。其永寶用。”可推庚姬排行为仲,次其者尚有妹子叔娊。

在武王入社即位后,群臣毕从。众人瞩目中,我毛氏先祖叔郑公(聃季)捧着代表着上天明命的“明鉴水”第一个登场,后面紧跟着的才是康叔封、召公奭、师尚父。

  而明人王夫之《尚书稗疏》说:“春秋犹有毛伯而随周东迁,非其旧地。安定有毛氏,则其国当在周京之西北也。”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在今河南宜阳县境,未详所据。

商邑{上商下口}用乍(作)文辟日丁宝尊彝

哲以为,《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掺杂了后人的追记。如康叔封当时并未封迁于卫,所谓“卫康叔封布兹”的说法不是原始记录,是后人的追记。毛叔郑亦如此,或是东周时期整理王室书籍的后世毛族人特意标明了叔郑是毛氏先祖。“叔郑奉明水,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史官的原始记载大致应如此,韵文郎朗,才符合当时的实录。

  《国语?晋语四》:“文王…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韦昭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古今学者对管叔缘何“初亦为蔡”疑惑不解,其实若明白先周之前,诸侯邦君分封子嗣采邑多以母亲为别以类封,就可释然而解。管蔡者,非周武王母弟也,是文王元妃周姜之子。在文王时代,兄弟二人就被分封到蔡邑(今陕西眉县蔡家坡),因食邑在蔡,故以蔡为氏称,或称蔡伯、蔡仲。

这个延字谢子展女士释读的很是正确,哲从之。旧说中,有学者将“延丝”释读为“徙兹”,这不对。甲骨金文中,“丝兹”二字虽属同源,但写法略有区别。《説文解字》:“絲,蠶所吐也。从二糸。”许慎释兹:艸木多益。此说显然不对。古有弇兹氏搓丝为绳,结丝成缕,寻丝头是常有之事,故造“丝”字上或下面有线头为“兹”字,引申义为此。本铭显然是丝字。孚字,谢子展女士释读为寽,认为是古代重量单位。哲以为不妥,铭文从爪从子。爪者,象人覆手之形。覆手也。子者,象小兒。謂覆手提起小兒也,会意。故孚者,提也。延,长也。此言庚姬受赐廿十提长丝。

史实上,周先祖后稷就生于邰城,邰城是弃之邑。即现在的陕西杨凌示范区。前述周人所说的邰,指的是地域范围,大致是现在的周至、武功、眉县这一片。盩厔、邰城本就是周先人祖地,大致是周大王时期被犬戎夺走,故古公亶父“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邠是邰的衍写。在周公王季占据程邑(现扶风)后,周人逐渐收复了邰城、盩厔等周先人故土,并在盩厔建了周先公先祖庙。竹书纪年称: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王季被商王所杀后,文王继位。终文王去世,一直就住在程邑,金文里称京的就是。盩厔是文武二王式化之地,文王在盩厔一带留下很多足迹。

  有趣的是在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带着周典籍逃奔楚国,追随者中就有南宫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并不觉得有啥,然对当时的南宫氏来说,自身是清楚知道毛氏是自己的血亲,是大宗。

班簋铭中,叔郑之子毛懿公告诫毛班云:东夷人“唯民亡造才(在)彝,昧天令,故亡。”造,走之告也,通教。廣雅:造、詣也。毛懿公认为是东夷人“无教在彝”,致使子孙不明天命天道,导致了亡国。这也间接表明周之前的商人并没有铭刻长文在彝器的习俗。可见毛氏先祖早就意识到鼎彝铭刻记功记事传训记诫之大功用,以通神灵,以传训子孙。

从“管蔡开宗循王”看,武王克商后,文王时期的以母别封地立氏的制度逐渐演化为兄弟间各自封地有氏的制度。也就是说伯仲叔季各为宗子,各有氏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祖随那个氏称?以文王子辈来看,这个尚不成问题。以文王孙辈来看这个就成大问题了。

  而毛姓得氏之来由,冉季缘何又称毛叔郑,与本文要讨论的师毛父又有莫大的关系。典籍中关于文王嫡幼子的歧名至少有三,一称冉季,亦称聃季,白虎通里称南季载。事实上,文王时,嫡幼子冉季采邑在古陈仓,即周人说的‘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也。”之一的芮地。以邑为氏,称爯季载。此地为周文王时的祭天之所,粮仓所在(商人称亳,周人称仓)。爯,举也。周历王作胡簋,铭有“爯盩先王宗室”句,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有“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句,其中的“爯”皆指举办大礼。而冉季为文王嫡幼子,在祭祀周先公先祖时常扮演尸的角色,故取氏为爯,名至实归。

隹(唯)五月辰在丁亥

原标题:毛天哲:师毛父簋歷日考证曁相关史实蠡测

  哲以前就写过《西周“中旄父”考证》一文,文繁不具,不再引用了。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为何冉季(毛叔郑)随次子氏称,而不是次子随父之氏称的问题。其实班簋铭文已经给出答案了,只是学者未能注意到这点。

商文字虽说是承袭夏代文字,但其文字显然承袭的是夏代的俗文,而非雅文。以夏代文“莱山铭”观之,商汤灭夏后的三百年间,战乱不曾歇息,商王廷无心或无力文化传承,夏文化应该是有间歇中断的。至于武丁以后,商王廷卜龟求贞盛行,甲刻文字乃渐行。然甲刻文字是民家卜家承袭的文字,与夏代雅文有所差别。幸运的是夏人传下来的造字法不曾泯灭,故商代甲刻文字能自我发展。贞人以形声造字是主流,如铭中{上商下贝}合文,显然是以商为声符,贝为形符,会意为“赏”字。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

  毛天哲从事三代史学研究数十载,是最早提出周正是以冬至日为年首、月首的学者,认为所谓三正并不以朔月为首,而是以平气而分。这有助于正确厘清三代歷法真实,有助于文献、铜铭的古歷研究。尤其他提出的古之月相既生霸、既死霸唯在月之初五、廿五日之定点结论,可纠王国维月相四分之误,又补刘歆、俞樾以来学者月相定点论之缺,学术价值可比肩前贤。

左传曰,日月之会是为辰。日月之会亦称日月合朔。日月合朔必在阴历月初一的某个瞬间,故知金文中凡“辰在某干支”,概指朔日。铜铭凡言历日,尊天道也。五月,周正五月也。何能知是周月?周尚文,殷尚质。凡殷周铜器,铭长者多为周器,铭短者多为商器。或有人以“邲其三卣”旧说是帝辛时期器铭文亦长而驳,哲以为“邲其三卣”或为武王时期商人器。此三卣若为帝辛器,奈何前于此,后于此者,皆无见有长铭商器乎?商人长铭器观念遽变必在商周鼎革之际,受周人尚文之影响。

前辈先儒一直搞不清召公的身份,多以周同姓而论。以《鹊巢》立召南第一而推测,召公应是文王庶子,为太姒同嫁之媵妻所生,地位远在五叔之上。

  事实上,毛叔郑后代并非仅止于毛氏一族尔,如同周公旦、召公奭、虢公虢叔等家族一样,在畿内,其族裔因功勋不断被封土派氏,如周公之胤就有祭、凡、蒋、刑、茅、柞等氏族。而举毛叔郑而言,以哲之研究所得,简而言之,毛氏、芮氏、荣氏、南宫氏、南氏、武氏、郑氏、龚氏、潘氏、皇甫氏、于氏、樊氏、皮氏、曾氏、邓氏、嘉氏等皆毛叔郑之胤也。

哲以为,姓之分盖非上古即有,上古包括商代只有氏族(宗)的观念,至于周始引入姓的说法。后世认为商人子姓,实非也。商人实子氏,与东夷各氏族同属嬴姓。班昭《古今人表》就称文王是周氏,是周人自归姓于姬。

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史官为何记载这些祭祀的细节,谁捧水,谁拿草席,谁拿着币帛,谁牵着牛。为什么细节这么重要?因为体现了参与者的地位。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地位由“祀”与“戎”所决定,也由“祀”与“戎”来标志。

  【关键词】毛懿公,师毛父,成王,班簋,太师,毛氏,邓簋

商周文化是互为影响的,先周时代,周人盖无表字的说法,如周大王之子太伯、仲虞,是以名加排行为称。即如武王,后人也视“仲发”为其字称。又如“仲旄父”为聃季次子,因功派氏为毛,盖也是以名变氏称之例。

从哲多年研究所得看,周人一般是遵循长子分氏于外,次子承继的制度。如管蔡,蔡伯分氏后为关(管)叔,蔡仲承继蔡氏为蔡伯。从管叔“初亦为蔡”看,管蔡与武王周公旦等并非同母。司马迁的《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故哲在该表的七月、八月见检索,又得BC1014年7月1日为朔日甲午。为夏正丁卯年丙午月甲午日。后五日正是戊戌日,因周正夏正之间差15日一个节气,则该日恰在周正六月(巳)内,所以BC1014年7月5日正是该铭历日所在。

其次为诂字。诂,《说文》:“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人,是之谓诂。”简言之,就是认字。认字易乎,易也。认字难乎,亦难也。君不见“司母戊鼎”之“司后”之争乎?或以为司,或以为后,歧说纷纭,至今乃不可定夺。中国国家博物馆受某些专家所惑改名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班簋后曾指出:“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这个分析可以说是精辟的,毛本为畿内国,为伯爵,毛伯代替虢城公职位后始晋升为公爵。然哲以为,郭沫若先生未能将班簋与尚书顾命篇联系起来考证是一件遗憾之事。书顾命六卿三公中,召公奭、毕功高皆为文王子,唯有毛公以文王孙跻身于三公之一。这说明在毛公三年伐东夷功成后到成王托孤之前一定有成王升毛为三公之命。非常幸运的是,哲找到了,就是此师毛父簋铭。

  周公旦并不称鲁公,康叔封亦不称卫侯。典籍里确有“卫康叔封”联称者,迨亦不过是后人追述前代事时的史家笔法。应该说杜预乃至唐代以来学者概莫能明白文之昭指的是文王孙,非文王子,所谓“鲁卫毛聃”恐是“鲁卫毛芮”之字衍。鲁指周公长子伯禽封国,卫指康叔封子卫侯封国,毛指冉季次子中旄父封邑,芮指冉季长子芮伯封邑。皆指文王孙辈得封。

从横向看,同母所生子,大子承绪母之日名后,弟等则承绪大子日名后。多子多妇后,则商人的日名在后人看起来就显得毫无规律可循,故汉人认为“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后世学者则又有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卜选说、次序说、庙主分类说等等不同论断。哲以为靠谱点的就是次序说,天干本表次序也。

孔子偶遇老子,曰:”唉,吾瞧毛天哲这小子亦是蛮可怜的,老写长篇历史考证文章,发到博客、微信朋友圈里却少人问津,更别提友情转发了。咱老哥俩是否该出手帮帮他。”老子说:”天哲那小子我知,他喜欢与吾等古人对话。然其欲证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斯言犹在耳。天哲欲与之辩论不得,惟成文章。班固不亦有预言乎:’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且夫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哲作文,惟愿四知尔。”孔子问曰:”何为四知?”老子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孔子曰:”善!文王之裔孙,必复其始。”

  相对来说,铭文用字遣词法倒会带有时代特征。文变染乎世情,一代自有一代文风。哲以往将其比作文字DNA,对铜器王年判断有较高的辅佐作用。如有学者将西周早期铭文中拜谢用语“赏”、“对扬王休”等金文作了一番统计归纳,认为“对扬王休”的有无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铜器的一个断代的标准。在与赏赐有关的铭文中,有“对扬王休”的应在成王末年以后,无“对扬王休”的则在成王世。研读过后,哲认为该学者思路是对的,但结论或许需要稍修正。哲认为无“对扬王休”的多在武王及成王灭定东夷之乱前,有“对扬王休”盖自成王定鼎洛邑后即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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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派氏分封有个次第的过程,如太姒之子,武王得国为西伯,则无氏,叔旦承继了周氏。叔封、聃季若未成年,则依附周公为宗小子。成年后则自有采邑,各有氏称。如周公旦,成王时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君陈承继周氏与大祖同在畿内任职王官。而周公其余六子则依附为周公家族。如召公奭,长子克于成王时封于北燕为偃(燕)侯,次子承继召氏与大祖留在畿内任职王官,其余兄弟组成召氏家族。如毕公高,长子在武王时分封于黎,为楷伯。次子毕仲承继毕氏为作策毕公。毕公高其余儿子未封前皆以毕为氏。

  周人的派氏分封有个次第的过程,如太姒之子,武王得国为西伯,则无氏,叔旦承继了周氏。叔封、聃季若未成年,则依附周公为宗小子。成年后则自有采邑,各有氏称。如周公旦,成王时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君陈承继周氏与大祖同在畿内任职王官。而周公其余六子则依附为周公家族。如召公奭,长子克于成王时封于北燕为偃(燕)侯,次子承继召氏与大祖留在畿内任职王官,其余兄弟组成召氏家族。如毕公高,长子在武王时分封于黎,为楷伯。次子毕仲承继毕氏为作策毕公。毕公高其余儿子未封前皆以毕为氏。

从纵向来说,商先公的日名是按照继承者的顺序排下来的。而商汤称王之后,商先王的父母子日名也是按顺序排下来的。至武丁时代多妇的情形下,则子日名接母日名之下。如武丁妃妇妌日名为妣戊,大子日名祖巳。武丁妃妇好日名为妣幸,大子日名祖庚(哲注:妇好或无子,以妇妌子祖庚为继子。亦或是妇好生子祖庚时,妇妌还在世。为王后始定日名则反而排在子后。)武丁另一妃日名为妣葵,大子日名祖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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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宽说:“《路史》说毛伯簋是刘敞得于扶风,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又谓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岐山,可知毛国当在陕西省扶风和岐山之间,今定在岐山县东南。”

延丝廿孚

马融、王肃认为毛氏是文王庶子,而杜预、阎若璩则认为是文王嫡子,这一笔墨官司从汉打到了清,打了几乎千年之久,还是没个定论。北宋欧阳修将毛伯敦中的郑父错认为是典籍里的毛叔郑,事见《集古录》,然明显错矣。而郑樵认为毛氏出自毛叔郑,或又出自毛伯聃或毛伯明。古人对毛氏认知的陌生可见一斑。

  主要作品

商周文化虽一直互为影响,然遽变却在鼎革之际显然。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篇说“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此乃武王克商前自勉之诫。克商后,在柬(管)地即付与右史利金,有利簋铭存世。嵩山祭天后,则有天亡簋(毛公聃季簋)记功。周武王元年则有周公“师旦鼎”长铭记事。可见周人尚文之用移植鼎铭是水到渠成之事,以长铭文刻鼎彝以通神灵盖自武王始,而武王母弟周公、聃季(毛叔郑)等皆能深味其旨。聃季(毛叔郑)为司空后,更是将此作为周人的先进制度而发扬。

周公旦并不称鲁公,康叔封亦不称卫侯。典籍里确有“卫康叔封”联称者,迨亦不过是后人追述前代事时的史家笔法。应该说杜预乃至唐代以来学者概莫能明白文之昭指的是文王孙,非文王子,所谓“鲁卫毛聃”恐是“鲁卫毛芮”之字衍。鲁指周公长子伯禽封国,卫指康叔封子卫侯封国,毛指冉季次子中旄父封邑,芮指冉季长子芮伯封邑。皆指文王孙辈得封。

  (享)于其皇/文且(祖)考,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用。”铭文首句比较难懂,哲用白话解释下:这句话意思是名叫“身”的皇烈侯和我祖“毛父”共同在辛日用祀。迺,乃也。闭,阖也。虽然“身”为何人尚不可考,但器主邓称其祖为“毛父”是无疑的,而“毛父”是成王时期的毛公专称。可推邓是师毛父子孙中的某个,派氏为邓。

自王国维和郭沫若二位巨擘提出上述定论,于后学者大体在二先生论断圈圈内打转。于省吾先生也认为“析子孙”是作为氏族子于床上,不外乎抚育幼稚之义是显而易见。此前丁山、郭沫若先生曾释此图形文字为“冀”。白川静先生说:“余意此即与子相同。”秦建明、张懋镕先生释“析子孙”为“子”,认为是商代子姓族徽。周永珍先生收集有“子孙”铭记的商周青铜器200余件,提出“析子孙”是一种吉祥语,即“子孙宝”的符号形式。也有学者认定是个“举”字。

古代陪嫁的多是侄女或妹妹。据说当年的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大女儿娥皇是舜的正妻,而二女儿女英则是媵。《诗经》有《鹊巢》篇,为召南第一篇。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鹊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来嫁于周,与媵俱来,诗人美之。”

  在其自身学术涵养下,其考定周武王克商年月日在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的结论,虽与国家级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大相迥异,但其说不可忽视。尤其是其考证论定周成王去世于公元前1008年5月1日(周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乙丑日),这个结论,历代学者尚无人涉及。另毛天哲还提出了诸如《周书毕命》是成王之诰而非康王世作品的观点,文王嫡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郑,也即书顾命中毛公、芮伯、南宫三者之父的论断,以及考辩得出老子就是随王子朝奔楚之毛伯得(老得,老聃,乃一音之转)等等独创新说,可为学界参考。

哲以为,谢子展女士的释读方向是对的。只是她认为此族徽表象为采果子,进而推定表字为录的说法尚存不足。哲以为,此族徽是“邶子捋(录)”的合文。末一字象形为大人高举双手,哲以为是捋字。许慎《说文》释录为“刻木彔彔也”,挺难理解的。哲以为,捋果为录。选树上成熟果子摘取,则录有选意。说文:“庚位西方,象秋实万物庚庚有实也。”故武庚取捋(录)为表字。

武王时期,周有三个王陵区,即西郑周大王陵,京郑王季、文王陵,南郑周先公先祖墓地。冉季家族也随之迁封于盩厔一带,在该地建有宫庙以守护王陵。因在邰城(宗周)以南,故称南宫。毕原的王季、文王宫庙称北宫,由毕公家族守护。自兹以后,冉季乃至整个家族被周人泛称为南宫。

  冉季(毛叔郑)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为二顾命大臣。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冉季(毛叔郑)的地位、师毛父所建立的功勋决定的。

考察商之先公先王之日名,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从上甲微开始,历报乙、报丙、报丁;再从主壬到主癸,很明显是表示商先公的顺序。商汤灭夏以后,夫人的身份得以提高,成为了王后,所以王后(太子妃)也加入了日名排序,如主癸妻妣甲,太子太乙(成汤);天乙妻妣丙,太子大丁(未继位);大丁妻妣戊,太子大甲。显然,商人日名是由人为排序的。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西周宗法制中,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而这往往与封土派氏制度相辅相成。故氏中分氏,异氏而同祖者比比皆是,维其受土分氏后,其后裔不再以原氏祖为祖尔。

老子说,名可名,非恒名。是很有哲理的说法,故而周人摒弃日名而以谥号称先王先公,或以氏名以区分同姓各宗。将武王日名规制为“日丁”,大概是武王克商后归顺了周的商人(如微子启及其家族、武庚家族等商王室后裔)的一厢情愿,以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顺序排定来的,遵循的是商先公日名的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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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融、王肃认为毛氏是文王庶子,而杜预、阎若璩则认为是文王嫡子,这一笔墨官司从汉打到了清,打了几乎千年之久,还是没个定论。北宋欧阳修将毛伯敦中的郑父错认为是典籍里的毛叔郑,事见《集古录》,然明显错矣。而郑樵认为毛氏出自毛叔郑,或又出自毛伯聃或毛伯明。古人对毛氏认知的陌生可见一斑。

先周时代女性地位崇高是近现代人不可想象的。古代中国氏族里的男性,因一己之德业,可列土受氏,遂而尊母宗,后因禹传子,遂而尊妻宗。子因母贤,母因子贵。周室三母,赫赫有名。武丁三妇,卜辞也显见。商人的日名制是以母宗而分族的,以十日天干作别,子女之宗属随母而有日名。

哲在2003年左右就提出了书顾命中的芮伯、毛公是冉季(毛叔郑)儿子的推论,《邓簋》在梁带村芮国遗址的出土更是进一步左证了我的观点。盩厔有出土邓孟壶,郑登伯鼎,邓小仲鼎等多件青铜器,可见姬姓邓原生活在盩厔一带,盖是毛懿公(师毛父)之子龚伯的后代,周幽王之乱后随芮伯家族迁徙到陕西韩城。

  哲以为,《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掺杂了后人的追记。如康叔封当时并未封迁于卫,所谓“卫康叔封布兹”的说法不是原始记录,是后人的追记。毛叔郑亦如此,或是东周时期整理王室书籍的后世毛族人特意标明了叔郑是毛氏先祖。“叔郑奉明水,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史官的原始记载大致应如此,韵文郎朗,才符合当时的实录。

虽如此,但此批青铜器铭文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远远未被发掘,就连一些有定论的成果也还值得商榷。西安谢子展女士曾撰文称,“出土40年了,但对这批东西的研究真的很差劲,不说其中关鍵文字未译出,就连东西是商是周都在争论,让鄙人看了不禁扼腕叹息!”哲对此亦深以为然。不过,仔细看了谢女士对商卣商尊的释读,哲认为其亦未得其精旨也,故撰文解诂求教于方家。

关于文王太姒嫡子孙的问题,以前可能受限于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缺失而争论不休。鲁、卫为周武王母弟自不必说,尚书写的很是明白。近代发现的《班簋》铭刻有皇公“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如此,吾毛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

  再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的毛班之父毛爽(燛),也即毛懿公(冉季次子中旄父、此簋铭的师毛父,书顾命篇的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郑)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聃季(毛叔郑)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郑)家族为重。

存世铜铭中另有庚嬴鼎、庚嬴卣。哲反复对两器的历日作过推演,最终得出庚嬴鼎作于成王二十二祀,庚嬴卣作于周成王继位次年周正十月既望乙丑(西元前1043年11月01日)。(详见哲所撰“庚赢鼎历日揭示了周成王纪元的一个重大史实”一文)故哲推测,周武王克商后与武庚有过联姻行为,将次女嫁给了武庚,而为成王诵娶了武庚之女,庚嬴或为康王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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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旦、康叔封为武王母弟,典籍里是明确有载的。如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不管这个王若曰是周武王还是周公旦,结论是一样的,就是康叔封确定无疑是武王母弟。而周公旦为武王母弟,前面所述《度邑》篇亦以表明,更是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出土铜铭中有周师旦鼎,铭曰:“隹(唯)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乍(作)周王、大姒宝尊彝,敢拜稽首,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其万亿年,永宝用享。(见《周师旦鼎》拓本)”此为周公为成王、太姒作宝鼎,事在周成王元年周正八月初一日(BC1044年7月31日)。亦间接表明了周公旦为太姒之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要说毛氏的真正得姓先祖,其实是《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毛注:东是柬的字误)”的中旄父。哲以为“中旄父”乃毛叔郑次子,也即典籍所载文王幼子冉季载的次子。是叔旄方彝中的“叔旄”,盩伯毛鬲中的“盩伯毛”,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旅鼎、毛公旅方鼎”中的毛公、旅,《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之毛公,《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

  哲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文王太姒嫡子,除武王外,唯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三人而已。周人是以母出不同而分家室,辨嫡庶。故而周武王灭商平天下,同为武王母弟的叔旦、叔封、聃季(叔郑)的地位要高于一般文王庶子。故叔旦承继周氏,为周室大宗伯,又为太宰。成王时周公又举康叔为司寇,聃季(叔郑)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实亲疏不同而已。

庚姬者,乃大有来头。单以文字表征看,此应是武庚妃。武庚乃商纣王之子,初封当在商王畿内之庚(鄘)地。武王克商后,以庚父之丘封弟康叔封以侯殷遗民,而转封武庚于邶。故武庚原本封国在庚,以子为氏称,以庚为族称,武王克商后虽转封于邶,但称谓仍沿袭旧称。类似康叔封转封于卫,微子启转封于宋。

哲可以放话在这里,如果说中华文明的根底主要是周文化,那么周文化的主干就是毛氏文化。以前哲就说过,毛氏先祖毛叔郑就是周文王幼子冉季载,他是西周王室成员里一个很有趣但又是扑朔迷离的人。哲将其称为“西周王室最重要的非知名人物”。说其重要,是因为若搞清了他的真实,那么西周现知的历史一小半需要重写。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金文研究中,何事最难?歷日也。研究历史,须臾离不开时间标尺。时不明则事不清。顾炎武《日知录》云:“自《春秋》以下记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但凡带有历日叙事性质之铭文,实与“文以系时”编年体史家记事方式同,“时不二指”乃清晰表述历史事件最起码要求。那些认为铜铭历日“月相”非定点的谬说可休矣,尤其王国维先生的“月相四分说”在学术界荼毒太深,必须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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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班簋后曾指出:“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这个分析可以说是精辟的,毛本为畿内国,为伯爵,毛伯代替虢城公职位后始晋升为公爵。然哲以为,郭沫若先生未能将班簋与尚书顾命篇联系起来考证是一件遗憾之事。书顾命六卿三公中,召公奭、毕功高皆为文王子,唯有毛公以文王孙跻身于三公之一。这说明在毛公三年伐东夷功成后到成王托孤之前一定有成王升毛为三公之命。非常幸运的是,哲找到了,就是此师毛父簋铭。

毛家小子天哲草于浙江金华

对于毛氏这一姓氏的研究,古今学者历来是茫茫然不可信说。至少在民国以前,学者对毛氏是文王嫡子还是庶子,封国在哪里,采邑在哪里,毛氏的传承世系如何等等,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谓毛氏封国在岐山扶风一带是出自近人杨宽说。

  此铭佑者为丼伯,乃周公四子,第一代邢伯。周王册命时所担任的佑者多为受命者亲族或上司,此铭以丼伯为佑者,体现了周人亲亲的原则。周公旦死于成王11年,周平公(君陈)死于成王21年。盖当时邢伯是周公家族里最为年长者。邢伯家族本封于畿内,后又有转封于河北邢台为邢侯(见邢侯簋),从师毛父簋铭历日在成王31年看,邢家转封邢台大致应该在康王初年。

哲最佩服的就是谢子展女士不从大流,将此铭族徽直接释读为“北录”,她认为商人的族徽就是表字,商代的表字不完全是字,半字半图,所以称表。这个说法很是新颖,给哲很大启发。事实上,这个族徽发现已经很久了,前辈先贤都进行过解读。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首释此图形文字为“析子孙”,被后辈学者沿用至今。近代王国维说:“余谓此乃一字,像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郭沫若则首次提出“析子孙”是一个族徽。

在先秦历史研究中,毛氏之重要,历来被古今学者所忽视。前辈先儒受限于时代,缘于典籍史料缺载、地下出土文物之不足,导致对毛氏先周历史的不可追述,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近代学者巨擘如郭沫若、王国维、唐兰、陈梦家、饶宗颐、李学勤等,在《班簋》、《毛公鼎》等大量毛氏相关青铜重器于清代陆续见世以后,依然没有引发对毛氏研究的重视,在哲看来是一大憾事,于这些专家学者来说是错失了史学重大发现的机会。

  对于毛氏这一姓氏的研究,古今学者历来是茫茫然不可信说。至少在民国以前,学者对毛氏是文王嫡子还是庶子,封国在哪里,采邑在哪里,毛氏的传承世系如何等等,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谓毛氏封国在岐山扶风一带是出自近人杨宽说。

次之则为句读也。三字经云,“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此人人习诵,然古今句读有误处仍举不胜枚。知名者莫过于误认“受德”为商纣王名,盖源自《逸周书•克殷解》中尹逸所言被后人错误句读故也,至哲,方指误“德迷先成汤之明”应连读,而不是将“殷末孙受,德”连读。句读之误,古今皆有,尤其今人对古文隔膜更深,极易犯下此类错误。

师毛父簋,不知何时何地出土,最早见录于宣和博古图录,盖为北宋王家宫廷旧藏。旧称周毛父敦,井伯敦。实物已失,或许是灭于靖康之乱中,所幸存有拓本和摹写本传世。

  哲每读至此,心情往往不能平复。其实司马迁公只要细究下去就可以推断出,毛叔郑就是文王幼子、武王母弟聃季,舍他无谁。然司马迁公对毛叔郑这么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人物,却不加详考,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中照抄了《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后再无提及,再无提及,更别提写聃季世家或毛叔郑世家了,可乎?可乎?

谢子展女士认为“商就是商庚,这个商和前面的商写法不一样,书法讲究同一篇文章如遇相同字,则用二种不同写法以避免重复,这里是不是还有其它用意不清楚。”此说更是信口开河了。铭文{上商下口}显然又是个合文。同时期周代金文中常见“成周”,其中周的写法与此类似,亦是{上周下口}之合文。口,围也,邑也。此盖为成周邑、商邑之类的指称。

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传给自己的儿子。武王自知命不久,亦知成王尚幼,不堪大任,则有心谋划社稷传于母弟叔旦、聃季,是符合殷商传位制度的。

  《作雒解》周公呼亲侄“仲旄父”是以字辈排行称谓,带有浓重的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初期印记。从“仲旄父”到“叔旄”,从“叔旄”到“盩伯毛”,从“盩伯毛”到派氏为“毛伯”,从“毛伯”升爵为“毛公”,从“毛公”到再命为太师“毛父”,从“师毛父”兼任“司空毛公”再到成王“顾命六卿之毛公、太师”,直到康王十二年薨时谥号毛懿公,毛叔郑(冉季)次子的称谓变迁是有迹可循的。

商人以日干制名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十天干循环往复,重名者是必然的。于是商人补救为在商先公先王前加修饰定语以区分。然日名并不限定于商王室专用,其他臣民也行日名,故商人在鼎彝中往往加刻族徽以别。

冉季(毛叔郑)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为二顾命大臣。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冉季(毛叔郑)的地位、师毛父所建立的功勋决定的。

  要说毛氏的真正得姓先祖,其实是《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毛注:东是柬的字误)”的中旄父。哲以为“中旄父”乃毛叔郑次子,也即典籍所载文王幼子冉季载的次子。是叔旄方彝中的“叔旄”,盩伯毛鬲中的“盩伯毛”,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旅鼎、毛公旅方鼎”中的毛公、旅,《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之毛公,《竹书纪年》中的毛懿公。

铭文中{上商下贝}合文被谢子展女士直接隶读为商,认为“商就是帝辛的儿子武庚,武可能是他谥号,就象商纣王,死后谥号是纣。帝辛给儿子钱,不能算赐,所以用了个司字,司,就是作主,帝辛作主给庚姬贝。姬贝是什么?黄帝起于姬水,是姬姓祖宗,所以姬贝就是黄帝创立的贝币,沿用到商代。”这个说法有些民科了。